Cypherpunks Mailing List是一個90年代鮮為人知的電子郵件服務器，它由三個對數字隱私感興趣的矽谷怪人創辦。1992年，20多歲的數學家兼計算機程序員Eric Hughes在歐洲一家數字現金初創公司工作後，剛剛回到灣區，併考慮申請研究生院。34歲的電子工程師Timothy C. May有著強烈的自由意誌主義傾嚮，他最近辭去了英特爾高級科學家的工作，選擇靠自己的股票期權為生，這樣他就可以在Crypto-Anarchy、科幻小說寫作和步槍領域追求自己的興趣。
Hughes和May是在John Gilmore舉辦的派對上認識的。37歲的Gilmore是一名計算機程序員，他後來成為了隱私活動家，創立了一個名為“電子前沿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數字權利倡導組織。基於對制圖學、安全通信技術的研究和開發的共同興趣Hughes、May和Gilmore在1992年9月共同創立了Cypherpunks Mailing List，希望創造一個讓“無政府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和技術專家”可以討論匿名在線網絡、政治和哲學的空間。
盡管它不過是一個充滿激情的項目，在鼎盛時期每天有700名成員和大約30條信息，但這個早期的數字社區最終對我們所知的加密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大量的學術研究認為，Cypherpunks Mailing List孕育了一些想法，最終導致了比特幣的誕生，這是第一個功能齊全的點對點加密貨幣網絡。據推測，發明比特幣的個人或團體“中本聰”也是該名單的成員之一。
Cypherpunks由一群密碼學家、嬉皮士、計算機程序員、黑客、活動家和哲學家組成，他們關註著網絡空間的發明將給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帶來的深刻變化。他們團結在一起的一個信念是，人們應該能夠不受國家幹預私人事務的影響，併堅信這種自由可以通過使用允許人們在不受監視的情況下進行交流的數字加密技術來實現。Hughes在該組織的創始文件《A Cypherpunk’s Manifesto》中寫道:“在電子時代，隱私對於一個開放的社會是必要的。”
為了保護個人隱私不受國家和公司監視的威脅，Cypherpunks致力於開發去中心化、加密安全的數字基礎設施。在灣區的個人聚會上，他們使用角色扮演遊戲來模擬不受外界幹擾的私人在線網絡。例如，郵件列錶上的許多對話都涉及開發“remailers”的實驗，這種工具允許人們發送匿名的、電子郵件類型的消息，而沒有人能夠識別發件人。
Cypherpunks抵禦企業和政府監控威脅的主要武器是公鑰加密，這是一種使用數學算法在不安全的通道上實現雙方安全通信的加密形式。我一直在分析相對小眾的Cypherpunk反主流文化是如何通過基於公共區塊鏈的基礎設施為自組織奠定基礎的，這些創新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分佈式計算的出現和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公鑰密碼學的突破。
換句話說，我的研究探索了Cypherpunks是如何為我們今天所知的加密貨幣、Web3和DAO的世界奠定了基礎的——盡管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帶來了技術創新。他們將分佈式計算架構和公鑰密碼學與私有數字網絡相結合的想法是推進他們自組織的政治目標的一種手段，錶明了加密貨幣實際上是一種社會政治現象，而不僅僅是一個技術領域。
畢竟，DAO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形成自治社區，使用區塊鏈技術進行決策。如果妳想知道這種分佈式的數字人類組織形式是如何產生的，那麽Cypherphunks的歴史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Cypherpunks的前史
要理解Cypherpunks的創新，我們有必要回溯到分佈式計算和公鑰密碼學的起源，這些工具將與Cypherpunks的政治願景結合在一起。
在20世紀60年代，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開發了分佈式計算，這是一種跨多個地理位置分佈計算機硬件的方法。通過以這種方式“去中心化”物理計算單元，冷戰時期的情報和國家安全機構希望創建能夠抵禦攻擊的“可幸存”通信網絡，這樣即使關鍵基礎設施癱瘓，政府官員也可以繼續通信。
硬件和網絡的分佈可以用來創建“彈性”通信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工程師Paul Baran，他在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政府資助的研發智庫RAND Corporation工作時撰寫了13篇關於“分佈式通信”的論文。他的研究包括許多與公共、去中心化技術相關的突破，其中包括了“消息區塊”(區塊鏈技術的一個組成部分)和通過密碼學支持私人數字網絡。據記者Katie Hafner報道，Baran錶示，建設更具彈性的通信基礎設施是他為改善社會所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
“提供所需保護的大部分技術已經以當代密碼學及其相關學科的形式存在。——Whitfield Diffie，1993年
公鑰密碼學於1973年由英國政府通信總部（GCHQ）的政府安全機構密碼學研究人員發現，併於1978年由密碼學研究人員Whitfield Diffie、Martin Hellman和Ralph Merkle獨立發現。GCHQ的密碼學家創建了一種名為“非機密加密”的高級機密加密方案，併最終與美國國家安全局共享了該方案。
由於加密被視為一種國家安全工具，對加密技術的研究和訪問被高度封鎖。例如，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了所有與密碼學有關的專利申請，併將其認為對公眾過於強大的任何密碼學專利進行了法律分類。1975年，美國政府還推出了供公共和商業使用的國家加密標准Data Encryption Standard。這只是一繫列限制公民獲取密碼學知識和工具的法規之一，也是長達數十年的數據隱私之戰“Crypto Wars”的一部分。
然而，1976年，研究人員Whitfield、Diffie和Martin Hellman發錶了一篇題為《密碼學的新方嚮》的論文，將公鑰密碼學介紹給了世界。(諷刺的是，它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的)。據記者Steven Levy稱，Diffie對一項成熟的技術被保密感到不滿，併錶示他相信“去中心化的權威觀點”，在這種觀點下，人們可以使用加密工具保護自己的個人數據隱私。
密碼學在國家和個人的交叉點上帶有它自己的基礎政治、想象力和可能性。數字加密從根本上講是一種政治安全技術，也是一個為隱私、自由和民主而鬥爭的場所，學者Linda Monsees稱之為“加密政治”。在職業生涯的後期，Diffie最終成為了出現在Cypherpunks Mailing List上的眾多公鑰密碼學家之一。在數字時代到來之際，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深入參與了影響和塑造圍繞個人和商業安全的公共政策辯論。
到20世紀80年代末，最具影響力的密碼學學者之一是David Chaum，他是一名計算機科學家和發明家，被廣泛認為是電子貨幣的先驅。1989年，在撰寫了《Untraceable Electronic Mail》和《Blind Signatures for Untraceable Payments》等開拓性研究論文之後，他創立了一家早期的電子現金公司，名為DigiCash。
這家總部位於阿姆斯特丹的初創公司的員工中有一些人後來成為了現代加密貨幣敘事的關鍵主角。其中之一就是Nick Szabo，他最為人所知的身份可能是“智能合約”一詞的發明者和ecash項目Bit Gold的創始人。另一位是Zooko Wilcox，他是隱私加密貨幣Zcash的聯合創始人。Eric Hughes在搬回美國併與人共同創建Cypherpunks Mailing List之前，甚至在Digicash做過一段時間的計算機程序員，盡管他後來不喜歡該公司的內部政治和整體方嚮。(DigiCash於1988年因願景和個性沖突以及失敗的商業交易而破產。)
Chaum的電子貨幣設計使用了一個涉及集中貨幣發行、交易確認和結算的繫統。換句話說，它與民族國家的銀行繫統沒有什麽不同，繫統本身充當用戶之間的可信中間人。用戶隱私很容易受到銀行接口的影響，而且Digicash也不具備抗審查能力。Chaum重視隱私，但他認為，密碼學獲得廣泛採用的最佳方式是將其與現有的金融繫統集成。包括Hughes在內的幾位前Digicash員工在內的Cypherpunk們不同意這種說法。
從密碼學家到Cypherpunks(90年代-2008年)
到1994年，Cypherpunks Mailing List已經有數百名成員。作為一名Cypherpunk，只有互聯網才能提供歸屬感、目標一致性和共享身份。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思想交流的大熔爐，在場的許多人還擁有在現實生活中體現這些思想的技術敏銳度和黑客技能。
Mailing List上的對話往往會回到密碼學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潛力上。Cypherpunks對利用密碼工具建立匿名通信網絡和市場很感興趣，這些網絡和市場將不受政府審查或幹預的影響。換句話說，他們認為這些工具是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可以讓人們創造出現代民族國家結構的替代方案，併將其視為自我組織的一種手段。
Cypherpunks希望這些技術能使人們有可能居住在“臨時自治區域”。這是一種在物理世界或網絡空間中創造臨時空間，以逃避正式的控制繫統的社會政治策略。1985年，無政府主義作家、後來的Mailing List成員Peter Lamborn Wilson確定了這種方法。在2020年，美國公眾就通過創建西雅圖的“國會山自治區”等無政府主義營地嘗到了這些想法的甜頭。在Black Lives Matters抗議活動期間，活動人士佔領了六個城市街區。今天，區塊鏈社區將這種政治理論的數字錶現稱為“去中心化自治組織”和“網絡國家”。正是Cypherpunks在網絡空間的背景下為這些想法指明了一條前進的道路。
自然，這種自治國家的政治理論使人們對一種非國家、非中央發行的貨幣的解放能力產生了濃厚的興趣。Cypherpunk們從公鑰密碼學家的民主精神，以及Chaum關於盲簽名、私人數字現金和電子轉信的工作中汲取靈感，利用他們的郵件列錶記錄了構建電子貨幣網絡的各種嘗試。這包括了1996年的“e-gold”、Blockstream創始人Adam Back於1997年推出的名為Hashcash的反垃圾郵件工作證明算法、1998年，Wei Dai開發的名為b-money的匿名權益證明電子現金網絡，以及Nick Szabo在2005年提出的，為比特幣區塊鏈的架構埋下了伏筆的工作證明加密哈希字符串Bit Gold。
2008年，以中本聰為化名的開發人員在Cryptographers Mailing List發佈了一份白皮書。其中提出了比特幣的概念，這是一種“點對點電子貨幣”，代錶了第一個公開的、無許可的、加密安全的點對點協議。基於納入比特幣的理念，學者和密碼學社區成員相信，中本聰一定已經在最初的Cypherpunks Mailing List上呆了好幾年:它是一個獨立的、集體治理的、技術上和政治上去中心化的數字基礎設施，具有密碼學上的安全性。後來，在2010年，中本聰在Bitcointalk論壇上寫道，比特幣是“1998年Wei Dai關於Cypherpunks的b-money提案……”和“Nick Szabo的Bitgold提案”的實施。
2009年，Cypherpunk Hal Finney成為了第一個與中本聰進行比特幣交易的人，同時也是比特幣軟件代碼庫的第一個維護者。比特幣區塊鏈的“起源”區塊中隱藏著一條信息:2009年1月《紐約時報》的頭條新聞寫道:“財政大臣即將對銀行進行第二次救助”。這篇關於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民族國家銀行業失敗的政治聲明讓人想起了比特幣的起源。它不僅僅是一種貨幣，還一個旨在社會中創建去中心化的經濟、政治和組織結構的更大的項目中的工具。
到了21世紀初，經過多年的激烈交流，Cypherpunks Mailing List開始在其內部政治的重壓下搖搖欲墜。盡管撰稿人繼續撰寫有關隱私和加密技術的文章，但噪音、垃圾郵件和內鬥的增加給氣氛蒙上了一層陰影。一些參與者對May的政治觀點提出了異議，他們以自由意誌主義的名義發錶了越來越多的暴力和種族主義言論。May最終離開了Mailing List，最初的Cypherpunks之間的交談幾乎完全消失了。雖然服務器今天仍然存在，但那些對交流基於密碼學的軟件和構建事物的想法有著濃厚興趣的有趣人物已經離開了。然而，許多Mailing List的存檔仍然可用。
最終，cypherpunk對公共、去中心化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做出的最持久的貢獻是，自治的社會基礎設施和政治去中心化可以通過技術實現的想法。社會科學家Lana Swartz稱比特幣既是“更大社會秩序的理論”，也是對它的挑戰，這項技術有可能重新想象貨幣的本質，併在此過程中改變社會和文化。
併非所有最初的Cypherpunks都同意這一點:例如，Hal Finney也是相鄰的一個名為Extropians的郵件列錶的成員，他寫道:“為了保護我們的隱私，我們需要贏得政治而不是技術上的勝利。”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過去的13年裏，比特幣所建立的概念框架本身也在不斷發展，為加密安全和去中心化的工具和基礎設施領域的進一步研究和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就像比特幣本身一樣，這些工具是根據創造和使用它們的人的個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關註而形成和塑造的。
從Cypherpunks到web3
我在這篇文章中描述的三個歴史時代——分佈式計算、公鑰密碼學和Cypherpunks亞文化——展示了去中心化技術如何從一個由政府開發的計算架構演變為一種倡導創建替代現有社會和經濟基礎設施的政治哲學基礎。了解我們從何而來，有助於了解當今使用這些工具的社區對這些工具的更廣泛的社會期望和能力。它提醒我們，去中心化技術的核心是一種社會和政治現象。
然而，正是Cypherpunks提出了一個有點激進的想法，即分佈式加密網絡技術可以用來促進代錶民族國家結構替代方案的自組織形式。這種去中心化的社會學理論基於政治目標，其中政治是“自由”的(至少在網絡自由主義的意義上，認為數字媒體技術可以而且應該構成個人自由的空間)，手段是技術性的。
將去中心化的技術原則與政治去中心化的社會學理論聯繫起來的想法，今天仍然貫穿於公共區塊鏈社區，從旨在建立自己的開源軟件、不受外部幹預或脅迫的1Hive等項目，到調動數百萬美元的眾包資金支持開源項目作為自由獲取的“公共產品”發展的Gitcoin DAO。2013年，在基於區塊鏈的DAO概念存在之前，Bitshares、Steem和EOS區塊鏈的聯合創始人Dan Larimer將比特幣描述為“去中心化的自治公司”(DAC)，將貨幣持有者比作一個通過在自由市場上提供服務來創造收入的組織的股東。五天後，比特幣雜誌的一位名叫Vitalik Buterin的年輕博主回應了Larimer的說法，指出企業“無非是人和合同而已”。
2014年，Buterin開始倡導以去中心化的數字基礎設施為媒介的社會，基於區塊鏈應該可編程概念佈局了一套思想體繫。不久之後，以太坊智能合約區塊鏈誕生了，隨之而來的是使用區塊鏈技術創建自治的、去中心化組織的想法。Buterin在2014年寫道:“與由一群人親自互動併通過法律繫統控制財產的等級結構不同，去中心化的組織涉及由一組人根據代碼中指定的協議相互互動，併在區塊鏈上執行。”
重新審視我們的起源促使我們思考成為像Friends With Benefits這樣的DAO的一部分意味著什麽。一些DAO想要經營投資俱樂部。另一些參與者希望創造一個超金融化的世界，併為密碼學和加密貨幣找到其他有趣的、創造性和社交性的用途。然而，就像Mailing List一樣，這些新的人類組織形式都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在如今被嚴密監控的互聯網上越來越難以獲得的東西:有機會開辟一個罕見的生存空間，在那裏我們可以與那些通過價值觀和思想激勵著我們的人聯繫，在那裏我們有能力按照我們的意願共同構想世界。
